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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美方指责中方想就协议中的一些内容重新谈判，是试图将谈判未果的责任归咎于中国，显然有失公允。一方面，谈判本就是交换意见、解决问题、达成共识的过程，双方有不同的观点是正常的，在协议达成之前有变化也是正常的。正因此，双方更要进一步进行讨论来解决分歧、扩大共识，而不能将谈判过程中的分歧与变化作为加征关税的理由，这显然是反应过度，用错了药方，使错了力，人为地给谈判进程设置障碍。

当然，目前确实存在部分以出口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向国外转移产能的现象，但总体占比不大。根据最近中国美国商会调查，只有约2%的美资企业计划退出中国市场。企业向外转移，虽然可能节省一些成本，但也面临其他不确定风险，例如产业配套能力、经济发展环境、劳动力素质等，同时也包括美国对其投资地采取贸易限制措施的风险。

“现实中，一些放贷人自知超过法律规定的利息得不到法院支持，为了收回约定的利息，就难免做一些出格的事。”丰台律协社区法律服务研究会主任孟宪芹律师说，有些追债行为够不上刑法惩治的范围，却会给借贷人的正常生活造成影响，令其背上沉重的心理负担。后果严重的甚至导致受害人家破人亡，像山东辱母案就是个典型的因非法借贷引发的恶性案件。

王海虹论文第二章在论述“重要的国家实践”小节时也举了几个国家的例子，其中在介绍埃及国家豁免的情况时写道：“埃及对限制豁免原则的形成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有趣的是，埃及的涉外诉讼案件不仅由埃及法官，而且由大量从外国国民中选拔的法官来审判。因此，埃及混合法庭的判决不仅代表了埃及在国家豁免问题上的观点，而且也反映了包括英国、美国和法国等大量的其它国家法官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时期，这些国家的法院明确地站在支持绝对豁免主义的行列。尽管混合法庭在组成上具有国际性，本质上是一个国内审判机构。但是，在不同阶段由不同的法官对不同的案件的观点可以总结出他们对国家法基本原则的一致观点。”

就在这种行情下，涌入A股市场的外资却在不断增多，QFII的额度也不断提升以满足持续增长的境外投资需求。今年1月14日，外汇管理局宣布将QFII的额度从1500亿美元直接提升到3000亿美元，进一步反映出境外资金对A股的渴望。与小散的小打小闹不同，外资的投资往往是机构行为，这些专业机构各方面的能力，如抗风险、市场分析、公司调研等方面都要强于小散。毋庸置疑，这些表面上风光、专业化的机构，论赚钱能力比不过那些牛气的民间股神，但机构往往能为客户们提供相对稳定的收益。在外资机构积极布局A股市场的同时，我国各类金融机构也在加速进入A股市场，私募基金、养老资金、保险资金、银行理财产品等由专业机构管理的长线资金正在布局，从宏观角度来看，这有利于减少市场的震荡、降低市场换手率，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稳定市场、实现价值增值的作用。不过虽然当前A股机构化趋势明显，但成效还不显著，市场还未好转。

“每一个冠军都有一个激发点，从那个节点开始，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可以成为最强的竞争者，创造纪录、赢得冠军。”田径史上的传奇巨星、5枚奥运金牌得主、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400米和200米双料冠军迈克尔·约翰逊这样说，2012年伦敦奥运会前他出版了《金牌之路》，书中采访、梳理了包括他在内的14位奥运冠军的金牌之路，系统解析奥运冠军的竞技提升和心理淬炼。